習近平的史觀
圖：習近平
（赤色中國網編輯部綜合報導）Tanner Greer是一名記者和研究員，日前在palladiummag雜誌網站發表評論習近平的史觀。他的著作著重於亞太地區的當代安全問題以及東亞和東南亞的軍事歷史。本篇文章深入剖析中共和習近平的外交思維。
“儘管有曲折，但歷史總是根據自己的規律前進，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其滾輪。世界潮流正在向前發展。順從它的人會昌盛，而反抗的人會滅亡。”習近平在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2013年）
要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首先要了解這一點：習近平相信“歷史法則”，並且他要求外交官也必須相信它們。
任何國家的外交關係無論多麼突出或強大，都不能完全淪為一個人的個人思想。但是，就習近平總書記而言，這不是要嘗試的。習近平不斷提醒為中國使館工作的男女，他們的第一忠心是中國共產黨，其首要職責是執行中央指示（習近平本人領導）。就像美國總統會擔心“浮誇”使他的外交計劃受挫一樣，習近平也必須應對一個漫無目的的外交政策機構，該機構的各部分內容都可以自行調整。但是習近平與美國同行不同，他採取了戲劇性的行動來馴服機器。
傳達自己精確的外交政策眼光是習近平的事：沒有哪位總書記在外交事務上發表過比習近平更多的講話。已經建立了新的辦公室和協調機構，以使官僚機構成型，而習近平則在其中。習近平的標誌性外交政策倡議“一帶一路”已經寫入共產黨的憲法。習近平兩次召集全部政治局，解放軍總參謀部，區域司令，外交部領導幹部和統戰部以及所有中國駐北京大使館的代表聽他的個人指導。在這兩次會議的第二次會議上，他揭露了
“習近平外交事務思想”，這是中國所有面向外國的官僚機構都應該記住，內化和實施的一套原則和準則。
習近平在這兩次會議上都是通過回顧我們時代的“潛在趨勢”開始的。他在2014年對中國外交政策負責人領導人說：
“我們不應讓我們的觀點受到任何復雜或短暫的阻礙。相反，我們應該通過歷史法則來觀察世界。”
習近平在許多其他場合也提供了類似的建議。最早的紀念活動之一是在2013年5月4日的紀念活動中，習近平趁週年紀念日向中國的後代建議：
…您的理想和信念基於對科學理論的理性認識和接受，對歷史規律的正確理解以及對基本國情的準確理解；不斷增強對中國道路，理論和體系的信心；對黨的領導更加有信心，始終跟隨黨堅持中國社會主義。
習近平將“科學理論”，“歷史法則”和“對黨的領導的信念”結合在一起時，並沒有開創新天地。一代人的中國共產黨憲法以
“馬克思列寧主義揭示了統治人類社會發展的法律”的宣言來公開其對黨的統治的理由。先鋒黨辨別這些法律並將其發展為連貫的“行動理論”的能力證實了該黨在中國生活中的首要作用。習近平在誕辰95週年時解釋了這一論點黨的成立。他說：“採用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的行動指南，都使中國共產黨人能夠[擺脫]以前所有政治力量的局限，而這些局限都集中在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上”，並且“使我們能夠堅持唯物主義者”辯證法觀點。”
習近平明確表示，自馬克思時代以來，指導黨的政策的唯物主義歷史分析的版本“並沒有保持靜止”。這是“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體系”。因此，“我們應該相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是領導黨和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的正確理論。”
習近平不斷地重複-並且大概相信-作為“科學的”唯物主義分析模式的管家，他的政黨在辨別歷史規律方面具有獨特的地位。很少有因階級或黨派利益而敗壞視力的其他政府，可以如此自信地認為自己已經“把握了時代的脈搏”。習近平（和習近平思想的正式代表）的講話如此頻繁地斷言，需要辨別時代的“脈動”，“趨勢”，“方向”或“傾向”，以至於本文的其餘部分除了主題引文外，其他內容一律不得。在實踐中使用歷史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很難找到關於乾部應該如何去做的解釋。政治局委員，外交部前負責人楊潔篪試圖解釋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這一方面仍然含糊和不切實際：
我們必須準確把握世界和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大趨勢。[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握國際格局，我們必須能夠從歷史大局在[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作用]角度準確看待事務。
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從歷史，現有秩序和國家在整個國家中的作用的角度分析問題。相反，楊潔篪總結了習近平對這三個問題的評估。楊並沒有證明習近平是如何得出這些結論的，而只是讚揚黨的核心已經做到了這一點。習近平是看到歷史潮流的政治家。習近平思想為黨國振興作準備。
習近平總書記始終用黨的口號來形容這波浪潮：“現代世界正在經歷一個世紀以來從未見過的巨大變化。”
各級黨政評論已經嘗試過 他們的 手在這句話的解碼。這些評論提醒我們，一個世紀前，權力的圖像和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從英國轉移到了美國，這意味著現在發生同等重要的變化。他們指出，全球經濟的中心從發達國家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全球力量的中心從西方轉移到了東方。這個浪潮無法扭轉。正如習近平在2014年向中國外交使團解釋的那樣：
朝著多極秩序的增長趨勢不會改變。我們應該充分意識到，正在進行的全球經濟調整不會一帆風順；我們還需要認識到，經濟全球化不會停止。我們應該充分警惕國際緊張局勢和衝突的嚴重性；我們還需要認識到，和平與發展是我們時代的基本趨勢，將保持不變。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歷史的弧線傾向於“多極化”，“全球化”和“和平發展”。每個人都面臨著自己的障礙（以毛主義的方式，他將這些障礙描述為與自身創造趨勢的生產力相關的“矛盾”），但是這些障礙不能推翻總體趨勢。畢竟，按照習近平2018年的指示，“世界的發展一直是矛盾相互交織和相互作用的結果。”
對於乾部而言，更重要的是“對本質和全局有深刻的理解”，以免他們“在復雜而變化的國際形勢中迷失方向”。關鍵是確定超越任何個人危機的歷史力量，並確保黨國與之對抗而不是與之對抗。
像任何馬克思主義者一樣，習近平將這些歷史力量確定為我們時代物質生產力釋放的力量。這些力量獨立於人的意志，是任何人都無法控制的物質發展的產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對這種馬克思主義信念最直接的聲明之一是傳達給了在達沃斯為2017年世界經濟論壇收集的資本家：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提高的結果，是科學技術進步的自然結果，而不是任何個人或國家創造的東西……。曾經有一次中國也對經濟全球化存有疑問，但是……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與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一個歷史趨勢。
…無論您是否喜歡，全球經濟都是您無法逃脫的大洋。試圖切斷資本技術，產品，產業和經濟體之間的流動，將海水回流向孤立的湖泊和小溪都是根本不可能的。它與歷史趨勢背道而馳。
習近平相信時代已經到了目的，這有關係嗎？可能這只是聊聊而已。如果您不能說服世界喜歡您，那麼您至少可以說服世界您不可避免。對於擔心黨的干部“信念”低落的總書記，斷言黨已經掌握了歷史規律具有意識形態上的吸引力。但是，將所有這些僅視為誇張的說法很難與習近平呼籲“時代脈搏”的背景相吻合。人們不會打電話給每位駐北京的大使，只是為了給他們帶來最新的宣傳手段。習近平之所以召開這些會議，是因為他對如何讓外交官，官僚和將軍做好工作有著確切的了解。這樣的地址不像說明手冊那樣像競選活動中的樹樁演講。
習近平認為統治未來的力量與他為推動中國崛起而採取的戰略之間也存在著明確的聯繫。像鄧小平時代以來所有黨的領導人一樣，習近平已經宣布，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是使中國回到其近代傑出的地位。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一直認為，這將需要改變國際秩序的性質。他們公開地說任何統治結構和道德基礎與自由主義思想和理想交織在一起的秩序都不能安全地容納列寧主義的力量。為了捍衛中國的後起之秀，習近平必須找到一種方法來增加中國的財富和實力，同時創造一個對中國共產主義比現在更加“公平”的國際環境。
習近平將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稱為“和平發展之路”。習近平時代所用的措辭和提出的策略都不是新的-實際上，習近平在2010年代使用的每一個實例都在微妙地提醒我們，中國已經40年沒有參加戰爭了。但是，“和平發展之路”不僅僅是避免與外國大戰的決定。這是建立中國實力並通過“互聯”或“雙贏”發展重塑全球秩序的追求。該公式暗含拒絕中國毛主義時代的革命鼓動，並反對美國對中東的軍事干預。但是，為什麼黨決定軍事工具在實現其首選的世界秩序方面用途有限？習近平提出了答案在2013年外交工作研討會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黨與時俱進，符合國家根本利益的戰略選擇。”
換句話說，“和平發展”是黨的蓄意戰略決策。它之所以被採用，是因為我們的時代是由兩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定義的：國際經濟一體化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崛起。在這樣一個時代，將中國的發展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聯繫起來，並建立經濟技術的“連接世界各地的伙伴關係網絡”與中國，是增強中國實力和影響力的最有效方法。在這種環境下，公開暴力是增加國家力量或國際影響力的不良工具。正如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第一次講話中所說：
歷史的潮流是強大的。遵循它的人將會繁榮，而反對它的人將會滅亡。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那些發動侵略或以武力擴張的人以失敗告終。那是歷史規律。一個繁榮穩定的世界為中國提供了機遇……我們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追求和平發展是否成功取決於我們能否將世界其他地區的機遇轉化為中國的機遇。
這種信念源於習近平時代中國外交政策的許多標誌性特徵。在他的討論習近平思考外交，楊潔篪使得當時的趨勢和習近平的外交政策計劃明確之間的聯繫：
從整體[國際]局勢的角度來看，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我們時代的主題。我們（因此）必須繼續高舉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的旗幟。我們必須[繼續]建立新型的國際關係和人類共同命運的共同體。……[並且]我們必須堅定地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並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事務。……準確掌握支配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新法律，積極控制中國和世界的新方向。
楊潔篪的解釋傾向於不透明的黨體制。“建立一種新型的國際關係”，“建立人類共同命運的共同體”，“更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積極地控制中國和世界的新方向”等廣泛用語。黨國在過去十年中奉行的政策。這些策略的簡短列表可能包括：
- 將資金投資在一帶一路，它使用的基礎設施項目，發展中世界的未來聯繫到中國經濟。
- 北京推動改革現有國際機構或完全找到新的機構的努力（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 北京決定拒絕正式的軍事或政治聯盟，轉而支持經濟和技術“夥伴關係”。
- 習近平關於黨必須採取“ 整體國家安全方針 ”的指示，將對中國“思想安全”，“經濟安全”和“文化安全” 的威脅與傳統軍事威脅置於同一平面。
- 中國為全球提供下一代數據和高科技基礎設施的運動，並做出了相應的嘗試來影響互聯網的“全球治理” 和新興技術行業的行業標準。
- 統戰工作的形像日漸高漲，黨的代理人和組織試圖直接與外國政黨和公民組織（經常受賄）中的個人建立關係，以期將他們用作黨的事業的籌碼。
- 中國對外貿易的武器如國企併購外企，斷絕中國市場的外資，或用拒絕進口貨物懲罰外國威脅。
正如最後一項所暗示的那樣，該黨對和平發展戰略的承諾不是對強迫的承諾。習近平知道，“努力通過廣泛的經濟，貿易和技術合作形成高度集成，互惠互利的網絡”可帶來的好處之一是，它允許黨國以較少混亂的局面代替流血事件。形式的強制。習近平理解，“隨著中國對世界的依賴和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不斷增加，世界對中國的依賴也日益加深。”
他認為黨必須利用這一事實發揮其優勢。當“全球趨勢是朝著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邁進”時，不僅發展，而且腐敗和經濟脅迫都是國家恢復的重要手段。
但是，如果全球趨勢發生變化怎麼辦？這些手段也會改變嗎？這是事實之前無法預測的。中國共產黨對習近平誤讀茶葉的未來沒有思想上的準備。如果“時代潮流”不再允許中國黨國通過這些工具積累權力和發揮影響，那將會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相互聯繫的經濟發展和有針對性的經濟脅迫失去了效用，我們就不知道該黨將用什麼工具代替它們。
我們所知道的：中國對和平發展的承諾基於其領導人的信念，即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是不可撤銷的歷史法則。在抑鬱和武漢肺炎大流行的日子裡，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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